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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國璋﹕身分焦慮的香港人


文章日期：2014年11月15日



【明報專訊】英倫才子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成名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提到：「現代普遍有身分焦慮問題。身分地位是指一個人在社會裏的位置、景况。狹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團體中的法律身分或職業身分。廣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別人眼中的價值與重要性。」

香港現時的處境，很可能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有關。香港人正在失去政治的自主性，同時也失去了自我的身分坐標。身分認同的問題，體現在佔中者之中，形成本土意識的出現；另一面，反佔中者則落入求穩大於一切的現世主義思維。這種兩極化的趨勢，其實均有其歷史痕迹，均「來自」中國的近代史。



我們回想一下中國近代歷史。鴉片戰爭之後，我們曾經歷過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終於革命成功，建立民國，改變了政體；可是，民族並未走上坦途，隨之而來的軍閥割據、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分裂；接着台灣有二二八事件，大陸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近百年來，世界上大概不會有一個民族比中華民族經歷更多的政治變故。

唐君毅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已稱，近代的中國人是處於「花果飄零」之中。他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中說：「中國母體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託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花果飄零」的意思就是同一國族的成員，為了種種原因，不自願地要離開國土母體，而向世界各地流徙，或託付於香港這殖民地，或託付於東南亞，乃至全世界。

1842年，中國於鴉片戰爭中戰敗，簽署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國政府，到以後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便走上了與母體其他省市截然不同的發展之路。從政治身分來說，香港是東亞病夫的中國在19世紀的瘡疤；然而，從經濟發展以及民生的觀點來分析，香港的殖民之路可謂讓這彈丸之地走上了康莊大道。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比中國內地率先步入現代化。「自由港」、低稅制、成立廉政專員公署等政策，讓香港從轉口港發展為亞洲的工業中心，再一步一步邁向世界，成為現在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社會政策上，則有廉價出租公屋、9年強制性免費教育、各類現代化的基建如地鐵及新機場等。因此，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長期高於其母體。對一般人來說，物質文明是檢定文明程度的主要判準。此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更讓香港市民體會到西方式民主環境，進而習慣了現代文明的生活。

然而，遇上九七回歸，香港人普遍感到要倒退重過較為落後、自由被壓抑的生活，這是誰都不願意的，而由於香港市民認為政權中國在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都比不上香港，所以對回歸是充滿疑慮的，更遑論民族認同的問題了。當九七問題塵埃落定，香港人內部便產生身分認同的新變化。

港人長期與母體中國產生的紐結，可以歸納為3點：

1. 認識隔閡

經過逾150年的英國統治，加上殖民地教育，即使年過50歲的反佔中骨幹，亦屬於「花果飄零」的身分，對於中國的了解並不透徹。至於上世紀在香港的非官方辦學團體，亦以外國教會為主，其教學內容並不包括中國的歷史或政府架構。因此，這個年齡層的人當年認識祖國的渠道，主要就是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一代一代傳下去。此外，在英國統治期間，支持國內政權的人會被標籤為左派；九七前後，許多商人為了利益，由親英一下子忽然愛國。中央所親近的，便是這些左派人士、商家巧吏。種種現象，讓港人羞於談愛國，逐漸變成政治冷感。

加上改革開放之後，內地的消息增多，而依據人的心理，總是易於記取負面的消息，例如政治異見人士被囚禁案、毒奶粉事件、貪腐問題、侵犯知識產權事件……又如老婆婆跌倒，善心人扶起她卻反被敲詐、小孩在香港的街道旁便溺等等的新聞，廣泛流傳；兩地隔閡，愈見加深。

這種隔閡普遍存在於中青代的香港人；較年輕的一輩甚至抗拒「中國人」的身分。

2. 優越感作祟

文化體系交匯，即有所謂「文化衝擊」的階段。經過英國百年的殖民管治後，香港人一般懂得些英語這國際語言，能夠與洋人談商交際。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內地仍在媚外與仇外之間徘徊，香港人已培養出較廣闊的國際視野。再者，受到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大陸的知識教育倒退，許多人都沒機會接受正式教育；相反，香港自從實施9年免費教育，市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均有所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地一旦交接，文化差異便立即成為焦點，香港人即以對比之目光看內地人：他們累了愛蹲在地下、不遵守交通規則、隨地吐痰、財大氣粗……種種對比，令香港人覺得自己的文明水平較高。

况且，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金錢萬能論，一直是判別成功的指數，有點近似民初的上海人心態。香港的經濟條件歷來較內地發達，甚至不需依賴中國。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有穩健的政府架構、健全的金融體系和良好的醫療設備。香港較內地更早引入外國的高科技，這些都大大提升了香港人的自信，視內地的親友為次一等。反之，中國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前，很少對外溝通和進行商貿交易，大家都接受香港是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這無疑增加了香港人的自我優越感。即使現時中國經濟起飛，香港人除了得到與國內貿易或自由行之利益外，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放下身段，仍覺得香港的社會條件遠遠高於內地，只不過收起對內地人「阿燦」的稱號，改為針對他們的行為舉止。

3. 香港人害怕失去熟習的生活方式

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其實乏善足陳，「文化沙漠」之名，香港人並不以為羞愧，一句「搵食啫！」便可以過渡道德良心一關。依前說，香港人普遍對政治冷感，更對文化冷感，卻由於習慣上、語言上、社會風俗上這些次文化，開始對抗「母體」的統治。

回歸後，香港人一直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是因為香港害怕中國的一黨專政，怕會被內地操控，也怕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權利被剝奪。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便是明證。

現時，香港社會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香港人都害怕活在中央的強權領導下。年輕的香港人不願意成為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抗爭意識抬頭。香港人要求全民普選，不希望香港的特首再是由中央欽點委派，形成一場「本土化運動」，本土化運動的內涵尚未明確，大概是香港人害怕失去熟習的生活方式，當中以年輕人為生力軍。他們也代表着較激進的一群。

另一邊廂，年長的港人或從國內逃亡出來，或親歷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曾經恐共、反共，甚至曾經千辛萬苦申請移民外地，「排長龍」領BNO護照，卻被外國歧視，所以他們希望平穩安定，對香港的現况感恩，亦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一國兩制」。他們主要害怕失去現有得來不易的生活模式：消費方便、飲食男女、早機去晚機返、賽馬……最後竟陷入「平庸之惡」的泥淖中。所謂「平庸之惡」，是指當年納粹興起初期，暴行連連，大部分德國人卻置身事外，不予干涉，結果納粹黨上台，將德國推向二次大戰的不歸路。佔中人士據此批判香港保守一輩，為了眼前的穩定而姑息政治上的不合理，中國民族的劣根性——好死不如歹活，又再復辟。

本來，大家都願想香港「好」，可是，現時卻內部分化起來，除了政見不同之外，問題會否是年輕人的本土意識衝擊了年長人士的母體中國之情懷；而年長人士習以為常的「搵食」意識無法理解青年人的理想主義？

作者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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